大学的可能

董迎春/文

《相思湖青年》出版100期嘱我写篇短文纪念。我深感荣幸。这使我想起大学时期我创办文学社刊《飞天》以及编辑校报副刊时，为了一些特殊的节日，一些特殊的事件，我约请我的大学老师撰文、邀请他们参加活动，他们从未搪塞，总是应邀而来，竭尽全力，因为这些学者的身影与声音，使得刊物以及一次次文学活动被赋予了更高的思想品性。这些大学细节也因此构成了大学时代我的“精神事件”，它让我感受到一个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关切”“爱护”之情。大学决不仅仅是课堂，还包括校园里这无数次真诚而充满求知的课外。这些“课外”生活恰恰延伸了大学自身的精神维度。每每想起这些老师，我的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关爱”给大学留下美好与诗意，而今，当我站上讲台时，我的内心同样充满神圣而庄严的情绪，我们如今所能做的，不过是延伸大学精神，在大师的高度感召下，把“爱”的情怀变成力量继续延续下去，把它种植在大学精神内部。由此，这篇“短文”并非是不乐意的“苦差”，而是指向大学教师必然的爱与身份尊严。今天我的角色变了，但是对“爱”的渴望与向往的激情未变，所以我乐意把自己的心得、思想与我们同属的青年一代分享，让“友爱”变成大学的信心与力量，维系我们精神谱系上的热情与信念。

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决定了什么的大学青年。我一直认为，大学应该是彼此友爱力量的相互吸引与感召使我们身体产生对知识的敬畏之情，对求知世界的探索愿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学校与员工之间，他们源于对大学自身品质的认同，而愿意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追求人类的生命真相，把自身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在维系在一起，他们可能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文化力量，也可能以自己的知识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代表着一种虚潜而有情操的求知精神、探索精神、服务精神、献身精神。

然而，大学教育的利益化、工具化使大学培养社会有用之才的可能性降低了大学精神史的“深水区”，大学不是培养迎于世故之徒，而是指向仰望星辰的知识精英，它以人性、人性相关的大学教育细节升华青年的情操、对知性的热情、对人类友爱与苦难的默默坚守，最终退回到大学自身的姿态：批判且坚持人类良心，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一次事件都以自身的纯粹与对高度的恪守相互感动，推动着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体人格的健康成长。大学最终变成我们有责任感的精神洗礼，它慰藉我们孤寂而执着的灵魂，让大学在思想的高格中找到身份认同，大学变成一处丰碑，它不是某个教师某个师生的力量，而是一类教师一类学生品享孤独追求真理的精神丰碑。

大学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它是青春的历史见证。对大学精神与大学现实的认识必然推动我们的精神成长。青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对自己所处年龄的深刻洞悉，构成青年自身的高度与勇气。我无数次在自己的课堂上讲到西方某位哲人的经典名言，一个人年轻时不偏激，他一辈子不会有出息。所以我希望当下的青年多一点这样的理想主义式的激情与梦想，少一些势利与功利，多一点包容与友爱，少一上实用与世故。这构成了当下青年可以努力的精神向度。当代青年的责任意味着把自己看作青年而远离老年心态，对人生充满诗意幻想，努力探索知识与思想，这便是青年一代。青年可以多一些困惑，多一些穷苦，多一些失败，也多一些绝望。因为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生命与思想的信心与力量。我们人生因为经历这笔丰富的宝贵的思想旅程，我们的生命多了一些质地与高度，这份“履历”，与各种诱人的功利化的“考证”无关，它指向了属于我们青春的我们愿意经历的孤独与绝望的青春之见证。

《相思湖青年》作为校方的一个刊物，多年来关注青年成长，这百期可以说是几年来几届学生成长的思想见证。翻开这一期期仍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一份刊物必然有着她的思想。办一份刊物容易，但是办一份有着高度与品质的刊物并非容易。如何引导青年摆脱社会世故，如何激励青年向精神层面的探索，这成为《相思湖青年》作为一份刊物所应该同样思考的。当下中国文化语境日益革新，思想渐为开放，当下纸质媒介与网络共同推动着现代中国文化进程。《相思湖青年》出版百期之后，如何“创新”、“维新”，也一样成为关系自身成长的历史命脉。我们除了祝福，便是期待。它如何变成一面思想的镜子，让我们看到自身发展的精神病轨迹的同时，也激发出刊物自身的信心与对大学高度的追求，像五四时代北大主办的《新青年》一样，让思想与时代同行。大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最可能触及思想最有可能走向责任的精神共同体，办好刊物引导好青年保持对现实的距离感，勇于追求知识与思想高度，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在大学精神的感召下，变得积极健康、有想法、有责任、有勇气、有尊严，朝着青年方向勇于精神探索与思想攀登。这同样也是一份校园刊物的“思想可能”吧

2008．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