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狂欢化是董迎春诗歌的写作姿态,神性之光是诗歌气质,那么,思想性则是其诗歌内核。董迎春的很多诗歌在呈现“诗”的同时,表达了作者的“思”。“诗”与“思”巧妙的融合,互荣共生,使其诗歌在纵深的维度上得以更上一层楼,让诗歌更经得起读者的品味和开掘。
董迎春强调:“诗歌写作者,必须有思想。如果一个完全凭语感而写作的诗人,他能走得很远,这很不好说。当然有思想就未必适合诗歌表达。诗歌需要语感与思想的结合。语感是诗歌的美丽形体,思想灌注了艺术灵魂。”(《水书》后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董迎春通过其诗歌来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哲学诉求。
在通观董迎春所有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发现,诗人似乎对哲学一词情有独钟。直接把“哲学”一词入诗的句子就有多处如:“它们行走在过程的哲学中/它们问候死亡像面对亲人”(《麦芒》)、“与学生谈心/是哲学上最终的彼岸”(《与学生谈心》)、“纸糊的哲学中/刀光剑影”(《去》)、“上帝的手心翻卷过/历史、哲学”(《纸》)、“我怡然自得地长成一棵小草的哲学”(《给林昭》)、“而我没有这些,我属于哲学与文学”(《坚守孤独》)、“裤裆里的哲学”(《快要射了》)……很多很多,不容赘述。当然,不是说使用“哲学”一词就一定含有哲思。但,至少可以表明作者对哲学的自觉和偏爱。
那么何为哲学?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的第1页中这样写到:“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罗素对哲学或说哲学精神的解释似乎还不够形象,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浮士德精神”,即那永不满足、永不停顿地追求某种形而上的目标的精神。这个目标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但是在追求、追问的过程中,人们却无意之间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历程。
董迎春的诗歌中就表现出了这种形而上的追问:
人不过是一只挣扎的扣件,失效的
短裤,一粒粒被核对过的麦子
存放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
风在诅咒,雨在咀嚼
我的器官洒落一地,不断逃离
碎裂的词语燃烧,温暖身体
秋叶落了,从活着走向死亡
人类在奔跑,从天堂走向人间
——《问问人生》
叮咛响彻河中的草丛,问候点缀天空的云朵
纸叠的火焰缥缈,常常面对着撕碎的日历
我坐在夜色的中央。山涧奔向哪一条河流
风筝牵挂着谁的心弦,纯洁的词语燃烧
面对焕然一新的课本,我坐在夜色的中央
内心抱紧洗净的肉身,哭泣绕过谁的藤蔓
谦卑的人生低垂再低垂,面对阳光中夜莺
的歌唱,我坐在夜色的中央
——《天问》
是大地的声部肉欲的歌唱
如果低,再低还不够抵达
胃部,我变成一只鸟
呵护坚强的物质精神
是春天桥头关紧的门扉
是烈火炼成的地狱
是小猪错过的爱情
是生命不息的狂奔……
——《天问》
把寂寞压于心底
生活,一种复制
宛如乡村露水电影,或者有关
刘三姐文化的民族志
拷贝,犹如一种后现代的符号
本雅明,早就预言
文化与文化已经进入生产
寂寞的文化者,写诗
诗中还有不屑和嘲讽
显得可笑,大家都在玩世不恭……
——《天问》
从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诗题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诗人无时无刻不在叩问,叩问人生,叩问生命,叩问生活,叩问意义,叩问死亡,暂且不管诗人在这种叩问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觉得这种叩问都由意义。因为人是一种有神性的动物,人除了要研究那些可验证(科学)的问题之外,总喜欢追问一些永无答案的问题。这种追问本身就有意义,体现的是一种哲学命题。
对生与死的终极拷问,《哲学》最为典型。从古至今,生与死的问题始终是人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命题。在《哲学》中,董迎春通过老人与孩子两个象征性意象形象地阐释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即死中孕育着生,生也意味着死。
老人在冬天离去
婴儿在春天降临
大人们抱着风刮起的方向
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地远离村庄
……
老人在春天醒来
婴儿在冬天离去
大人们一个又一个的依次死亡
孩子们一个又一个深夜深夜潜回故乡
……
——《哲学》
我们看到,哲思的魅力跃然纸上,既深刻,又不枯燥乏味,让人不得不反复品味,口留余香。
四
《水书》(组诗)是董迎春最近的诗歌成果。一共有40首。窃以为,《水书》代表了作者诗歌创作又一个新的阶段,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水书》似乎具有总结性和集大成的意味。如果说董迎春之前的诗歌其狂欢化、神性和哲思的诗歌元素多少有种断裂的话,那么,到了《水书》,这三个诗歌要素已能很好的统一到一首诗歌里面。也就是说,《水书》里的诗歌,既有狂欢化的姿态,又闪现着神性之光,同时还表达了诗人的某种哲学诉求。这种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文本内蕴,具有巨大的间容性。
这种巨大间容性首先在诗题《水书》上就得到很好的体现。“水”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杂品味与思想意蕴的“意象”。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熟悉,我们会想起很多很多关于水的句子或者典故,如“冰、水为之,而寒於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下莫柔弱于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上善若水” 、“背水一战”……等等。
而在西方,水文化也是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如《水书》后记所说的:早在古希腊,荷马就把水看作是众神和世界的起源,“如同许多别的文明社会中,这种‘起源的’价值被赋予各种跟水有关的神,是因为淡水有一种双重特征:它的流动性,它的无形,使它一来就能表现世界的这种原始形态,那时,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混杂在\沉浸在同一种单质的物体中;它那生气勃勃的、孕育万物的德行——生命与爱情对希腊来说都来自潮湿的元素——随之也解释了,它在它的怀抱中包藏了一系列孕育的基础”(让-皮埃尔·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三联书店2001,P274)
如此看来,《水书》从一开始就成功了。因为一首诗或者一部作品的好坏,评判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能提供尽可能多的联想空间,让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读到不同的东西。古语云诗无达诂,此之所谓也。一些不朽之作如《红楼梦》《哈姆莱特》就是优秀的典范。
“水”是一个富于张力的意象,而由“水”和“书”两个意象粘联而成的“水书”更扩大了这个意象的张力。水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水书是做什么用的?水书的内容是什么?这些“期待视野”的产生,无疑会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去阅读文本。
从来这些声音都很低沉,你跳出水面, 以影子启示直觉的源泉。 此时的舞步,把命运交给了纸张, 在皱裂之处写下瞬间的诗行。
空谷中最热情的回音,低于半空, 在峭壁上邂逅绳索的迹痕。 我遗忘的时间此时静止,甚至嫁人, 成为贤妻良母,扶养儿女。
那深沉的呼吸,变成了暗光,涉过水面, 在倒影之处颤抖、挣扎, 仿佛初恋,抑或源于子宫的痉挛, 他此时沉默不语。
诗歌纯粹之处,必梦有深渊, 我的胡子被烧掉,有鬼怪抓我回故乡。
——《灵感男神》
这首诗如同一座内含丰富资源的矿山,等待我们去开掘;又如一幅多维立体画,要求我们必需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整体观之,这首诗歌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超越经验体验的陌生化世界,带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味道。通过能指的狂欢和滑动,营造出一种空灵、缥缈的诗歌境界。为了解决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诗意与庸俗的尖锐对立,诗人通过“直觉”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世俗世界中,诗人感到生命如同“影子”般虚无和无意义,为此,“只有把命运交给了纸张”,希望“灵感男神”能“跳出水面”来把“我”拯救。让“我”在诗意的世界里“遗忘的时间”,但是事与愿违,“灵感男神”并没有如作者愿及时出现,而是“在倒影之处颤抖、挣扎”和“沉默不语”。最后,作者不得不承认“纯粹的诗歌”也很难让我脱离“深渊”。无奈之下,只好让“鬼怪抓我回故乡” 。因为故乡有母亲,只有故乡的母亲才能慰藉“我”困顿的心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水书》表达了我对生命“积极虚无”的看法。同时,作者还说:“父亲是我的精神故乡。母亲俨然也是其中重要部分。”而在《水书》书稿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由此可见,母亲已经成为“我”精神皈依之所在。
所以,我更乐意把这首诗歌定义为一次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之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孤独的,是没有家的浪人。由于对事物本质的洞悟太透彻澄明,不可避免会产生虚无感和绝望感。一代奇女子张爱玲就是这样,由于对人情世故的深谙与透视,她不再相信爱情、人生和意义,陷入无比绝望的深渊不可自拔,最后只能以苍凉为基调谱就一曲生命的悲歌。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何尝不是这样。鲁迅的绝望是宿命的,无法逃离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估计再没有哪个作家比鲁迅的绝望更深重、更铭心刻骨。“过客”作为一个面对荒诞和虚无,感受到人生没有意义和目标的理想追求者和人生道路的探求者的象征,无疑是鲁迅精神人格的外化。但是,鲁迅给过客的前方设定却是一片充满死气的坟地。
和鲁迅、张爱玲一样,作为具有深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董迎春,自然也无法摆脱虚无感和幻灭感的笼罩。在“黄昏”到来之际,他被“一个影子带进黑夜”(《黄昏》),感受到“命运灌注瞬间”的缥缈与无常。“我扛着一袋米”奔走于尘世中,也常常感到“十分疲惫”,就好像“行至暗礁处的河流”,不得不“停止奔腾,喘气,伸腰,打着哈欠”,仰天长啸:“谁逃得了时间惩罚?”(《奔》)谁也躲得过命运的摆布:
我水上奔波的一生,如此匆忙。 那竖在天空的双手,是地面云朵,从染缸中 抽出,写下忧郁赤诚的诗句。 滴水穿空,要长成雨中的化石。
影子当作纪念,它无法猜测的表情, 终因疲惫而略显苍老。我正抱着烈火, 过摇晃的独木桥。这异常完美的邂逅,印成 天空不落泪水的经书。
让水月亮融去热情, 让火太阳焚尽信念, 最后,我成为它们之间的缝隙,涌出 地下的泉水,均匀呼吸,缓缓地
拉动这弯曲的,绵长的,遥远的阶梯, 以绳索启示命运。
——《命运书》
一纸“命运书”,就好比一张无法更改的判决书。在命运这种看不见的强大力量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对已经命定的结果(如死亡),除了接受,我们别无选择。最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默默为自己“祈祷”,“以暧昧言词,试验差异的信心与尊严。”(《祈祷》)
董迎春说:“对我而言,就是写出当下人的虚无主义与宿命论。”从中不难体会到一种存在主义的味道。其实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二者最终都是指向发现世界的荒诞和生存的无意义。存在主义具有一种担当世界的荒诞的情怀,它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而虚无主义选择的却是彻底的逃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张爱玲应该算作虚无主义,而鲁迅则属于存在主义。因为他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上”寻找出路。过客尽管知道前方是坟地,也依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义无反顾地前进,用行走本身来反抗虚无。
如前所析,我们认为董迎春提出的“积极虚无论”,其实是属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范畴。诚如诗人所言:“这40首十四行系列组诗,表达了我对生命‘积极虚无’的看法。根子上是看透的,虚无的。但当我们意识到生命自身存在或者人上所应该担当的责任与对人作为人的尊严的呵护时,我们像深刻地意识到“虚无”一样真诚而热爱着生活。”
即便虚无,也要沉潜向前,
点燃这火,搅动这冷嗖嗖的舌头
把激情赞美。
——《水的哲学》
我不自沉,站成天麻,半夏,甘露子,马蹄莲, 它们鳞叶衰落,枝节陷成失血眼窝, 我寻找那地表中心的中心, 把太阳种在心里,道路上,更远方
——《祈祷书》
肖像弯成透明的椅子 阴暗时辰成就渴望与亮光
——《黄昏》
诗人具有极强的理性思维,通过智力范束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批判,从而使得情感得以必要节制。作者提倡“沉思式写作”,因而其诗歌给我们呈现的是冷峻、空灵,神性而又颇具哲思的艺术风格。《水书》中,类似的诗作还有《乌有》、《捕风》、《阶梯》、《云朵》、《圣贤祠》、《母亲》、《女人》等等。
有人简单地把诗人划为两大类:一类是把诗当作欣赏和消遣之物,诗与生命本体无大相涉的‘技艺型’诗人;一类是把诗视为生命的全部,生存的方式,以诗学为主的思辩哲学,也就是生存的哲学的‘存在型’诗人。而我觉得,董迎春兼备“技艺型”诗人和“存在型”诗人于一身。回眸董迎春的诗歌之路,我们发现其诗歌创作的每个阶段都是一次化蛹为蝶的过程。从《后现代叙事》注重“技艺”的狂欢,到《沉重的肉身》和《爱欲内外》自觉把神性和哲思的介入,最后到《水书》既注重内容,又强调形式,做到“诗”与“思”的有效统一,使其诗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董迎春的诗歌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敢于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追求创新的诗人。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下一阶段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更优秀的诗歌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7月14日凌晨3:24初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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